彭长宜说道：“这个问题你为什么问我？”

舒晴一愣，一时没弄清彭长宜是什么意思。

彭长宜笑了，说道：“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觉得我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才问我？”

舒晴这才意识到什么，她急忙说道：“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不回答。”

彭长宜笑了，说道：“没什么，这倒不是什么原则问题。我可以回答。不过你这问题的确问对人了，在我身上都有体现。首先，我异地任职过，即便之前没有异地任职，就像你说的也几乎不着家。这样的工作节奏和方式，极易导致我们这样的人逐渐脱离正常的家庭生活轨道，甚至极易淡化我们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也这是之前我家属经常抱怨我的，大人顾不上，孩子顾不上，家就是你的旅店。可能这是你们象牙塔里的人无法想象的。至于为什么公款吃喝屡禁不止的问题，我有切身体会，我不是为基层干部们开脱，更不是为我开脱，有个事实你不得不承认，那就是如今的酒席、饭桌，已不单单是本身所具有的功能，早就拓展到了工作范畴，甚至异化为工作的延续，很多工作需要在半公半私的人际交往和推杯换盏中搞定，许多以私人名义上的请客，往往都是因为工作，很难分清哪是公哪是私。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拿我的电话来说吧，你说这一天我接了多少电话，有几个是自己的私事？可以说下班后甚至睡觉后接的电话都和工作有关，公私从时间上就很难划清，你能说我下班了，休息了，就不接电话了？真跟美国警察一样，追着追着小偷，忽然钟声响了，下班了，小偷不追了？基层干部首先在时间上就分不清，下班处理政务的有的是。”

彭长宜顿了顿又说：“还说基层公款吃喝问题，你刚才说的对，没有几个人愿意把自己泡在酒里的，基层的干部，接待任务太重，这也你都看到了，不说省委，就说上级市委、市政府，那么多的部门对你一个基层县市，哪个部门来人你不得招待一番？别说招待，你就是慢待都不行，哪个部分都能卡死你！再有，就是一些迎来客往问题，这个的确和工作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细究仍然说不清。比如，前几天朱市长招待的一拨客人，是南方电厂的，早先跟亢州谈过合作的事，他们去北京路过咱们这，给朱市长打电话，朱市长招待了他们，你能说朱市长不能用公款接待，他要自己掏腰包请客？如果要自己掏腰包请客，像这样的客人，他一个月接待两次就差不多工资就光了，再有，朱市长怎么认识的他们？他们家该不会要建个电厂吧？当然，也有基层心甘情愿招待的，因为有许多公务招待，是基层干部向上级展示政绩或者游说重要部门的无奈之举。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在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完善的条件下，作为构建人脉网络、疏通工作通道的各种交际应酬，已经成为各级干部的一门必修课，久而久之，这种应酬，就以常规性工作方式的名义，扭曲了部分干部的工作理念。没办法，大气候是这样，具体到基层干部个人，也只能随波逐流，你不这样，你就是另类。”

舒晴说：“你刚才说的对，法制尚不健全，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从出现这么多看似合理其实是违规的现象。改变这种现象，扭转社会风气，就只有依靠法制，依靠制度，当我们的社会秩序由人情向法制转化后，这种情况，就会不存在了。也就是全社会都纳入法制运行的轨道后，基层乃至整个社会就不会出现或者较少出现一些不正之风了。”

彭长宜长长叹了一口气，没有表态。

舒晴扭头看着他，说道：“我说的不对吗？”

彭长宜嘴角向上一弯，露出一丝微笑，说道：“你说的对，也很美好，也是人人都盼望能达到的，但是，凭我一个基层干部的经验看，没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是改变不了的。这个相当长的时间还得是我们真真正正地想改变，真真正正地想这么做。”

“有这么悲观吗？”舒晴问道。

彭长宜答道：“这可不是悲观，这是客观事实。如果认为这是悲观，那就会蒙蔽我们的双眼，就会看不到问题的本质。”

舒晴笑着说道：“呵呵，受教了。”

彭长宜忽然意识到，他不知不觉中，已经掉进了舒晴为他设置的“套”中了。他特别强调：“今天我们的谈话内容，与我本身的职位无关。”

舒晴笑了，说道：“我喜欢这样的畅所欲言，再次声明，我只是了解和探讨，绝不写成书面的文字。我一个小小的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既然不能做女娲补天的大事，最起码也能做到杞人忧天吧，或者因为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吧。”

彭长宜不再那么抵触舒晴的论题，他说道：“西方有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在现代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的角色。这一论断对中国而言尤为贴切。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分析世界范围内众多的革命现象时也指出，农村主导集团所起的作用实际决定着政府稳定或脆弱的关键所在，我的理解就是一句话：得农村者得天下。”

“说的太对了。”舒晴感觉彭长宜不那么抵触她了。

彭长宜说：“尽管我抵触你的研究论题，但其实我们这些基层干部有着难以言说的苦恼。这种苦恼是无论如何不能对外人讲的。我现在比在乡镇的时候好多了，我当乡镇干部的时候，尝遍了各种酸甜苦辣咸。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把自己比喻成地板干部，什么叫地板干部，就是最底层的干部群体。处在最底层，却肩负着维护一方稳定、发展一方经济的重任，这些基层干部们的行为，是最具体而直接地体现党的执政能力和形象问题。然而，这又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们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和身心压力没有人更多地去关注、去关心。”

舒晴说：“我想，我现在能理解一些了。”

彭长宜点点头，接着说道：“这是咱们私下里讲，基层干部，真的是苦恼多于快乐。当年我在基层的时候，总是抱怨上级不理解下级，现在我有幸到了原来上级的位置，也烦他们跟你诉苦，只要你一布置工作，任务先搁在一边，他们先跟你强调各种的困难，各种的苦。时间长了，我也懒得听了，我经常这样说：困难有呗，的确有，我知道，因为我也在基层干过，殡葬改革期间，黑天半夜，我亲自抬过死人，清理整顿五小的时候，我带着人，蹲坑守候，风餐露宿，防止冒烟，甚至遭人暗算，基层工作，能没有困难吗？没有困难要我们这些人干嘛？国家天天给你开着工资，就是让你喝茶看报纸吗？还有一点，就是山区的干部好管理，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干部越不好管理。”

舒晴问道：“依你看，基层最大的工作难点体现在哪些方面？是干群关系吗？”

彭长宜摇摇头，说道：“干群关系称不上是最大工作难点，最大的难点我认为是权小责大。我在乡镇工作的时候，就把这种矛盾比喻成小马拉大车。”

“哦，怎么讲？”舒晴对彭长宜的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彭长宜驾驶着方向盘，在稳稳地超过一辆车后，才心平气和地说道：“首先，经济发展是基层最迫切的问题。发展地方经济，恐怕是任何一个基层干部都想做的事，不管上级有没有这样任务指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每一个基层干部的心愿，因为你的一言一行，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是基层干部，特别是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们最迫切、也是最核心的工作内容。再有，就是现在时兴搞一票否决制，这个压力也是最大，你想，上面千斤担，乡镇一肩挑，检查天天有，事事能摘帽。我在北城担任政府一把手的时候，就曾经代表区政府就跟市里一年签过23项责任状，哪一项都能将你一票否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