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可能周林永远都不会想到的是，自从那一年他真实的上报了亢州的家底后，锦安市下达给亢州的无论是税收还是财政收入指标，永远都排在全市的最前头，而且年年还在加码。

即便在亢州经受风雨洗礼和雷霆整顿后的经济萧条中，税收任务也从来都没有减少过，至使亢州任务过重，经济复苏缓慢，以至于被后来的督城赶超，取替亢州成为了全市的老大。

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普通百姓，说起这些都会对周林怨恨有加，这也是周林始终都不会被亢州人忘记的主要原因。相反对那时采取“阴谋”手段把周林赶出亢州的人，大家反而认为是功臣。

后来，王家栋因为受贿被捕入狱，被提前释放出狱后，彭长宜经常去看他，用轮椅推着他散步，每次回首往事的时候，说起周林被选掉这件事，王家栋都笑而不答，始终不跟彭长宜解释那几封信的真正内容，他的表情安然而且满足，并没有丝毫的愧疚之意。

只有一次，当彭长宜巧妙的涉及到那次选举事故时，王家栋模棱两可的说道：“小胜凭智，大胜凭德。但是，官场是个特殊的战场，有的时候要敢于使用下九流的手段，但前提是以大局以正义的名义，先胜了在说。我当时不过我是那个敢于去取胜的人！”最后这句话他说的有些悲壮。

彭长宜那个时候就想到了彭大元帅的一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也许，在当时，王家栋就是那个敢于做下地狱的人。

亢州选举失败，该如何收拾残局，翟炳德的确有些挠头。

他发愁的不是亢州没有市长人选，他的手里有几百个正处级别的人，还有几千名副处级的干部，他思忖的是让谁去，以什么理由？怎么才能不动声色地完成老领导交给他的嘱托而不被别人诟病，这才是他考虑的关键。

市委书记翟炳德决定在亢州产生新的市长人选。表面是上向老领导伸出的橄榄枝，其实他另有目的。

纵观亢州目前的副职中，没有能够胜任市长的人选。不是年龄大就是学历低，不符合眼下干部选拔的标准。从中央到地方，每年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上，都会把干部素质的提示当做一项重要内容加以强调。

这样想着，一个人的名字就理所当然地从翟炳德的脑海中蹦出，他就是江帆。

只有翟炳德自己知道，江帆能够来亢州工作，他是受了北京一位老领导的托付才到亢州来的。

这个老领导就是江帆的岳父，当年曾经是翟炳德在建设兵团时的老上级，后转业到国家建设部任职，目前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

老领导当然不能跟翟炳德说江帆和女儿的婚姻出现问题，只跟翟炳德说江帆不愿留在原单位熬岁月，想到基层挂职锻炼几年，希望翟炳德能够暗中帮助。于是，翟炳德就通过省委组织部，把江帆放到了自己眼皮子底下，准备重点培养一下。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江帆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自以为逃出妻子束缚的江帆，却始终都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掌心，这是后话。

于是江帆便进入了翟炳德的脑海中了。

当然，翟炳德也考虑过狄贵和。尽管狄贵和年龄偏大，身体不太好，如果给他压担子他也会挑起来的。他性格温和，和强势的樊文良配合肯定没有问题。但却起不到制约樊文良的作用。

年轻的江帆，倒是比狄贵和更适合做亢州下一任的市长候选人。他比狄贵和有学历、有热情、有性格，比周林有思想，有见识，而且性格沉稳，为人谦虚、低调，相信他会不负所望的。

奥古斯丁有句话说得好：万物的平衡就是秩序的平衡，秩序就是把平等和不平等的事物安排在各自适当的位置上。

如果一个地方一旦失去了平衡，就会出错，周林就是一个教训。作为他的确应该反思。操之过急会使事物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的。

在跟樊文良的较量中，翟炳德也认识到了自己一些失当之处。所以他这次才决定向这位老领导妥协，看似妥协，其实是他另有打算。

江帆是属挂职锻炼来的副市长，所谓的挂职，名义上就是原单位准备提拔重用的干部，下派到基层锻炼增长工作经验来的，使用这样的干部不是锦安市委能做主的，必须请示省委，省委同意后，还要和江帆的原单位沟通，还有和本人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