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心里知道历史上就是朱燮元最终平定了奢安之乱，所以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自从重新启用朱燮元赴西南主持平定奢安之乱的大局以后，就对西南的战事没怎么操过心。

对朱燮元这个人也是完全的信任与一再的放权。

毕竟贵阳到京师距离四千多里，而且其中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都是崎岖难行的山路，若是事事都向远在京师的皇帝请示汇报之后才能执行，那么什么事情都不用干了。

所以，早在朱燮元被起复为云贵总督兼贵州巡抚的时候，崇祯皇帝就曾明发旨意，由其统帅川、滇、黔、桂以及湖广等地都司卫所、营兵和狼土兵，坐镇贵阳，专责镇压降而复叛的四川永宁土司安抚使奢崇明和贵州水西土司宣慰使安氏叛乱，全权负责处理云贵川前线的一切军务。

接下来的大半年内，只要是朱燮元从贵阳发来的军报、奏请，崇祯皇帝一律照准施行，并且特别下旨，准其对云、贵、川、桂、湖广文官武将土司首领不服调遣者先斩后奏，便宜行事。

这之后，朱燮元的行事，果然雷厉风行了许多。

崇祯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夜，朱燮元以水东宣慰司土司宋嗣殷未经朝廷批准，擅自继任贵州水东宣慰司宣慰使一职为由，命令贵州总兵官许成名率军九千，以绝对优势兵力牛刀杀鸡，突袭了位于贵阳城东北二十里的乌当洪边寨。

就在水东宋氏的老巢洪边寨中，擒斩了水东宋嗣殷，并将云集洪边寨过年的水东宋氏男丁和十二马头首领尽数诛杀，就这样，一举将世袭贵州水东宣慰使的宋氏土司世家连根拔除。

事后，还将水东宋氏土司辖内的洪边十二马头地区辟为开州（今贵州开阳），派贵州参政郑朝栋带参将刘养坤坐镇开州，将洪边宋氏及其辖内十二马头大小土司的金银粮食，抄没入官充作军用，并将大片山林土地牛羊牲畜，分配给原本土司财产的仆从和奴隶们。

同时，也将贵阳以南原属水东宣慰司的另外十二个长官司辖地，直接纳入贵阳府治下，让贵竹、龙里、程番、韦番等十二部长官司的非宋氏世袭土官们，出兵助战。

只此一件事，就让贵阳前线的平叛形势一举扭转。

这件事情发生后，贵州巡按御史王应熊随即上书弹劾朱燮元，说他擅权妄为，如今奢安之乱未平而无故开衅，更在水东宣慰司改土归流，贵州土司世官或将尽反矣。

崇祯二年二月末，王应熊的弹章送入大内，崇祯皇帝很快下旨褒奖朱燮元、许成名，录许成名的儿子许尽忠为锦衣卫北镇抚司百户。

与此同时，将王应熊革职，勒令其回乡读书，并命崇祯元年恩科进士内阁中书舍人王应华，带着皇帝密旨前往贵州，接任王应熊贵州巡按御史一职。

而且，还派出了天策卫副指挥使刘肇基，率领装备精良的天策卫右掖精锐一千人，护送王应华前去传旨上任，并留军前效力。

王应熊这个人，是万历四十一年的进士，翰林出身，在历史上一度官任崇祯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南明时期一度官任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属于典型的那种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官僚，唯一擅长的事情，就是搞党争搞窝里斗。

周延儒上台前，他与周延儒结党想入阁，周延儒上台当上首辅后，没管他，王应熊一怒之下又与温体仁结党，连番内斗，将周延儒搬倒，然后温体仁当上首辅，而王应熊也顺利入阁。

但是入阁之后，王应熊又嫌温体仁专权跋扈，很快就又纠集了一帮东林党人，开始搞温体仁，说温体仁是阉党余孽，然后在朝政上各种杯葛和不配合，直到崇祯八年，因罪触怒崇祯皇帝而罢官。

不过，此人除了喜欢结党争权夺利搞窝里斗以外，民族气节上并没有什么污点。

弘光朝廷覆灭，南都沦陷的时候，恰逢出外督师遵义，在大明土崩瓦解、诸多大臣降清的情况下，一路辗转南下，没有降清，永历元年病死于贵州仁怀。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对这样的人并没有痛下狠手，而是给他留了一个体面，让他回家读书，留着将来以便用在需要他的地方去。

王应华与王应熊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两人之间并无关联。

王应熊是重庆巴县人，而王应华则是广东东莞人。

王应熊属于那种浑身是刺、又臭又硬，爱挑是非的人，而王应华则是一个八面玲珑、世故圆滑、善于合作的人。

在如今云贵总督兼贵州巡抚朱燮元的手下，需要的正是善于秉承上意、配合协作的人，而不是谁都不服、喜欢搞窝里斗的人。

再者说了，改土归流是崇祯皇帝已经决意要做的事情，岂能允许刚开个头就有人反对？

在大明的羁縻州土司管辖地区，搞改土归流虽然会招致反对，甚至使奢崇明、安邦彦在云贵川桂湖广等地土司们中间赢得更多的支持，但是该搞还是得搞，而且不借着这个机会搞，以后还没有合适的借口搞了呢。

事实上，置府设县，改土归流，一直都是大明朝廷的追求，只要找到机会就会立刻实行。

而且，可以说没有永乐年间的一次改土归流，也就没有贵州省的设立。

这一点，就与水东宋氏有关系了。

明太祖朱元璋驱逐蒙元建立大明王朝的时候，云贵一带早已是土司林立，明朝大军一到，这些土司纷纷归附。

因为当时逃到塞北的北元势力依然强大，朱元璋就将征战的重心放在了北方，在对待西南土司势力的问题上，基本继承了元朝的政策，不肯归附的土司一律铲平，而归附的土司在接受了明朝的册封之后，允许其继续统治世袭领地。

领地面积大人口多的土司地区，设立宣慰司，由土司首领出任宣慰使。

稍微小一点的，则设立宣抚司或者安抚司，照例由土司家族首领出任宣抚使或者安抚使。

在宣慰司和安抚司下面，又设立了数不清的长官司、副长官司。

就这样，大明建立之初，西南地区的土司家族，除了少数桀骜不驯的家族被铲除掉之外，多数世袭数百年的少数民族土司家族，都得到了册封，得以保存了下来。

而贵州这个地方，在明初的时候基本上是被四个庞大的土司家族所控制，分别是思州思南地区的田家，播州的杨家，水东的宋家，水西的安家。

这些土司世家，除了每年照例给朝廷上贡一些朱砂之类的土特产以外，在他们自己的辖区内拥有全权，几乎相当于是一个独立王国了。

当时朝廷的势力深入不到贵州腹地，所以一开始除了设立贵州宣慰司之外，只设都指挥使司，保证云贵驿路畅通，并没有在此设立承宣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基本上等于是将贵州的民政司法事务，全数交给了这些大土司们来治理了。

永乐十年，贵州四大土司之中势力最强的思州田氏土司首领，趁着朝廷大军征讨安南的一次失利，然后在贵州东北部的思州思南地区发动叛乱，思州宣慰司和思南宣慰司都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

结果，本来是一家人两兄弟的思州和思南宣慰司，还没等朝廷大军开进，自己就先干起来了。

早就想对这些土司动手了的永乐皇帝，一点也不客气，马上派出首任镇远侯顾成率领五万大军征讨，将这个贵州的最大土司家族，统治思州和思南地区长达八百多年的田氏家族，一举消灭。

思州田氏土司首领田宗鼎和思南田氏土司首领田琛，全都被弄到了大明京师明正典刑，然后斩首。

所谓的“思播田杨，两广岑黄”天下四大土司之首的思州田氏，也就从此烟消云散。

到了永乐十一年年初，永乐皇帝乘势废除了思州宣慰司和思南宣慰司，在思州宣慰司原辖地设立了思州、黎平、新化、石阡四府，在思南宣慰司之地设立了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

与此同时，设立了贵州布政使司，并设八府流官，专门管理这八个府的土地百姓，贵州从此作为一个行省正式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

而永乐皇帝在这次思州之乱中趁机做下的最狠的一件事，还不是将思州思南两个宣慰司的田氏嫡脉男子全数杀掉，而是将贵州布政使司的衙门，处心积虑地设在了贵阳。

贵阳的位置，正处在贵州宣慰司的核心位置上，同时也是并领贵州宣慰司宣慰使的水东宋氏与水西安氏的中间位置。

这里所谓的水东水西，说的是乌江上游鸭池河以东和以西，鸭池河以东归，如今贵阳的东面、南面和北面都归水东宋家，也就是鼎鼎大名的洪边宋氏管辖。

而鸭池河的西面，后世的安顺、六盘水、黔西、毕节等广大的崇山峻岭地带，就归安邦彦所属的水西安氏管辖了。

本来思州田氏作乱，大明朝出兵平灭田氏的时候，播州杨氏、水西安氏、水东宋氏都是出了兵出了力的，而且在烧杀抢掠思州思南地区，斩草除根田氏亲族的时候，这三个大土司麾下的苗兵、土兵和彝兵，都是下了狠手，出了大力的。

如今不仅没有得到思州思南的土地，反而被皇帝在贵阳这个对于播州、水西和水东宣慰司都很重要的战略要地，插上了一颗钉子，使得三家都很不爽。

不过当时镇远顾成的大军就在贵州，三家土司首领谁也不敢造次。

兼且被埋了一颗钉子吃了个暗亏的水东宋氏，又是三家势力之中最弱的一个，所以只能接受了永乐皇帝的决定。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埋下了后来播州杨氏、水西安氏和水东宋氏的叛乱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