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六月，京师里炎热异常，五月中下旬的几场降雨，虽然缓解了京畿之地的旱情，让地里的庄稼长势良好，但是对于气温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京师之中，一点也没有因此而变得凉爽。

对山西的剿贼战事，崇祯皇帝虽然很重视，但却并不是很担心。

不管是李邦华、卢象升，还是洪承畴、孙传庭，这几个云集山西前线的将帅，可都是当今大明朝数一数二的精英人物。

若是连他们都搞不定如今这些在陕西混不下去跑到了山西的流贼队伍，那么就是自己这个穿越客亲自上阵，恐怕也没什么大用。

所以，山西剿贼的事情虽然重要，但是每次战报送进京师之后，崇祯皇帝除了批准李邦华等前线督抚的奏请之外，就是督促着户部仓场总督南居益和兵部侍郎兼武备院总监孙元化，一波又一波地，往山西方向调运粮草和弹药。

包括去岁以来，交由云贵总督朱燮元主持的西南平乱作战，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也是如此做法。

云贵总督朱燮元但愿有所请，但有所奏，都是一律允准，除了调运粮饷军械之外，坚决不搞遥控指挥，如今战事也不出所料，正朝着对朝廷有利的一面发展。

奢崇明、安邦彦这两支早已合流了的彝族土司叛军，如今已经被云贵总督朱燮元调集云贵川湖广等地官军，合围在了安邦彦的老巢，也就是山高林密的贵州西北，云贵川渝交界的水西地区。

这地方山高林密，汉人稀少，世代为当地彝族、苗族土司盘踞，而且真的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交通运输极为不便，大军开不进去。

若非如此，奢安之乱也不会前前后后延续至今，已达八年之久了。

考虑到历史上就是朱燮元平定了奢安之乱，所以，崇祯皇帝在将朱燮元任命为云贵总督兼贵州巡抚，授予其督领云贵川湖广广西五省兵马平乱的全权之后，基本上也就完全放手让他去干了。

如今果然不负所托，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下，已经将奢崇明、安邦彦一伙土司乱军十万余人，围在了水西地区，如今正督领大军和雇来的汉人青壮紧锣密鼓地开山修路、伐木搭桥，向着位于涪陵江（也就是后世的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的水西宣慰司所在地慕俄格山城推进了。

一旦驿路修通了，那么世代镇守水西的安氏家族，就将迎来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

崇祯皇帝之所以放权放手，是因为他知道他选用的这些大臣的本事，同样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斤两。

除了对明末的历史人物有所了解之外，他也只是知道一些明末的历史大势而已。

不管是在前世还是在今生，他都不是什么技术专家，也不是什么军事专家，再加上明末落后的交通和通信条件，要想对身在一线的将帅进行干预，十有八九会捅大娄子。

六月初四日傍晚，李邦华从石口遣人送往京师的山西最新军情，终于经过了八天的长途跋涉，送到了通政司。

崇祯皇帝得报大喜，当即招来内阁首辅李国鐠、阁臣兼礼部尚书徐光启、吏部尚书成基命，以及病情略有起色的军机大臣英国公张惟贤，议论封赏事宜。

而最令崇祯皇帝高兴的，还不只是官军在山西胜了流贼，而洪承畴在柳林堡内将王左挂、王自用以下十一名贼军领袖全部处决的消息。

这些贼头不死，将来仍是祸害。

除了肉体消灭，暂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至于杀俘杀降，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能够理解洪承畴的苦心，所以并不在意。

所以在召见朝中重臣，议论封赏的时候，心情大好的崇祯皇帝提议重赏，而且是对朝廷文官来说前所未有的重赏。

那就是封爵，封山西剿贼督师李邦华为侯，封洪承畴、孙传庭为伯。

历史上崇祯末年的时候，很多朝廷的文臣不愿或者不敢出京统兵作战，除了当时官军战斗力低下，常常是有去无回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打了胜仗，功劳是朝廷的，是武将的，前线的文官统帅，除了加衔没有别的好处。

而一旦打了败仗，朝廷很少去追究武将的责任，反而会把责任全都归咎到督师或者带兵的文官身上。

好多原本十分杰出的文官，不是被前线的武将坑死，就是被朝廷议罪下狱。

所以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很多朝中的文官大臣宁肯辞官回家，也不愿意上前线领兵打仗。

因为打仗对他们的很多人来说，胜了没有令他们足以动心的好处，而一旦败了，不是兵败身死，就是被逮捕下狱，风险与收益完全不成比例。

以文制武的大方向，是没有错的，不少文官也有领兵打仗建功立业的夙愿，但是面对明末这种绝对的高风险与绝对的低收益或者零收益，谁还会甘冒风险为老朱家领兵打仗呢？

如今的崇祯皇帝就是想要改变这个局面，军功封爵制度不能一直局限在武将中间，文官有了军功，同样可以封爵。

而且此事也有先例。

王守仁即王阳明，就是因为在江西南昌郊外的新建最终平定了宁王朱宸濠之乱，而得以被封为新建伯的。

明朝进士出身的文官，因为军功而被封爵的屈指可数，不过三个人而已，可见文官封爵有多难。

但是凡是一旦有了先例，那就好办多了。

这一次，崇祯皇帝就准备学一学武宗正德皇帝了。

然而，陕西巡抚洪承畴先后在宁乡和柳林堡取得大捷的消息，传进了军机处的同时，也很快传遍了京师的朝堂。

不过，这一次引起朝堂议论纷纷的，不再是官军在前线的大捷，而是山西按察使张宗衡对陕西巡抚洪承畴杀俘杀降多达三万余人的弹劾。

这份弹章，经李邦华转呈给了通政司，然后被通政司报到了内阁。

张宗衡在弹章之中陈述的情形，令朝堂之上一些自诩清流的御史言官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刷存在刷声望的突破口。

如今官军在剿贼作战中的大捷，京师的朝堂上似乎已经听惯了，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会为了前线的每一次胜利而激动不已。

好像胜利已经不是新闻，而洪承畴这种杀俘杀降的“恶行”，反而更吸引朝野的眼球了。

以往，通政司转呈给内阁的任何奏疏，以及皇帝通过内阁发给各地的任何旨意，六科廊和都察院都是有权查阅与议论的。

如今，制度有所变化，凡是涉及军务的奏疏，都是由通政司直呈军机处，若是皇帝不批转给内阁，那么连内阁都无权过问，更别说是六科廊了。

皇帝若是不公开，他们根本不知道山西前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就是想插嘴议论军务，也没有机会。

但是这一次，张宗衡弹劾洪承畴滥杀俘虏的奏折，走的却是通政司到内阁的这条线。

内阁票拟给司礼监转呈皇帝的同时，六科和都察院都是可以看到的，而崇祯皇帝放出来的风向，也使得朝中清流积攒了已久的对于军务的“关心”，瞬间就喷涌而出了。

第二天，对于山西前线的封赏还没有议论出个章程来的时候，大理寺卿刘宗周、右佥都御史刘鸿训、陕西道监察御史马鸣世，以及兵科都给事中王廷试四人弹劾洪承畴滥杀无辜、有伤圣德的奏章，就送到了崇祯皇帝的面前。

连带着李邦华都落了一个处事宽纵、约束不力的“罪名”。

崇祯皇帝以前曾经亲发圣谕，不允许御史言官们没有证据就风闻言事，效果不错，朝中清静不少。

然而如今，张宗衡的弹章证据确凿，刘宗周、刘鸿训、马鸣世、王廷试四人的弹章，也就不能算是没有证据了。

此时的马鸣世和王廷试两人，还都属于小角色，崇祯皇帝完全可以不在乎，但是对大理寺卿刘宗周和右佥都御史刘鸿训这两个人，他却不能等闲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