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四日夜里写下的奏报，五月十五日早晨遣人快马送出，五月二十日夜里，就被军机处新晋舍人吴伟业送到了崇祯皇帝在乾清宫的案头。

山西剿贼前线取得了这样的胜利，按理说，他该高兴，但是知道过程是如此艰难，如此残酷而又血腥，他终究还是高兴不起来。

因为剿贼而死于沟壑的人口，若能用于宁夏的屯垦，也能解决那个地区汉族人口不足的短板，若能用于复套，也能拓展汉人在河套地区的地盘，更别说用于移民朝鲜或者缅甸了，即便是能够放心地为朝廷所用，用于辽东，即使死再多，死得也算有点价值。

可是如今，不管是死于山西镇的火攻黄芦岭，还是死于李邦华的石门关攻防战，说起来都是内耗。

但是又能怎么办？

历史上的崇祯也曾有过心慈手软的时候，可是他的妇人之仁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招抚和反叛。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从新晋的武英殿中书舍人吴伟业手中，接过李邦华从山西军前发来的捷报之后，崇祯皇帝一字一句地认真看完，然后就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与沉思之中。

当夜值守军机处的舍人吴伟业，随时随地都跟在皇帝身边的大太监王承恩，以及皇帝在外廷之时从来不离皇帝左右的陈奏廷，三个人谁也不敢说上一句话，因为看皇帝表情，恐怕山西前线又吃了天大的败仗了吧。

如今的军机处正处在小鬼当家的状态之中，因为三位军机大臣一个也不在位。

李邦华身在山西剿贼的前线，孙承宗带着大帮人马巡视蓟镇和塞北，而十分不巧的是，一向善于体察上意的英国公张惟贤，也生病了，卧床不起，不能视事。

对于现在的崇祯皇帝本人来说，这样的情况其实倒也无所谓，过去需要他们坐镇，是因为自己对大明朝堂之上的军政要务情况不熟悉，而且自己太年轻，威信未立，需要有人来帮着做顾问，以备自己随时咨询和商量，但是现在自己对朝政的熟稔程度，已经不需要再事事征求他们的意见了，最多也就是借助于他们在朝野之间的威望和地位，来更好地推行自己决定的大政方针而已。

也就是说，这些看起来颇得皇帝倚重的重臣老臣，如今更多的是自己打出来的招牌，毕竟一个十九岁的皇帝，在朝野臣民的眼中，怎么看都不怎么靠谱。

既然人心如此，如今的确还年轻的崇祯皇帝，也不打算挑战这一点。

但是唯一在京的军机大臣英国公张惟贤病倒了，那么军机处就只能把李邦华来自军前的奏疏，直接呈送给皇帝看了，而且他们也没有了先行拆阅的权限，因为这是军机大臣才有的权限，往常的时候有军机大臣当值，拆阅之后，商量出拟办意见，然后由军机舍人送呈皇帝。

在这个过程之中，军机舍人就可以参与了，也因此，军机舍人总是能够先别人一步得知重大军国要务。

但是此时军机大臣均不在位，重要军务直呈皇帝，吴伟业这个普通的军机舍人，对李邦华的奏报内容自然也是无从得知。

而过去总是跑风漏气的通政使司，也早就失去了拆读各地奏疏乃至军情奏报的权力，他们的职能只是分类呈送和上传下达，誊写备案的职责分别由内阁和军机处自行完成。

至于过去通政司拥有的代表朝廷向天下发布政情军情的权力，也早就被皇帝收回了，如今没有皇帝的朱笔批示，是绝不允许通政司擅自对外发布朝臣奏报和朝廷决议的。

所以当来自山西军前的奏报，被连夜送进通政司，又连夜送军机处，甚至连夜送进乾清宫的消息传出来，京师之中许多自诩消息灵通的人，就猜测山西军前一定是出了大事了，十有八九是又吃了败仗！

此时，在灯火通明的乾清宫御书房里，吴伟业偷看着崇祯皇帝变换不定的神情，就是这样想的。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快就让他大感惊讶了，只听皇帝说道：“若是坏消息，那么今夜就得麻烦内阁的阁老们连夜进宫了。不过既然是大捷嘛，也不急在这一时。

“这样吧，吴伟业，此件朕已御览，你拿回去誊写几份，明日一早转送内阁一份，然后由内阁摘要之后再交通政司明发天下。”

崇祯皇帝说完这话，在李邦华呈送的军报之上写下几句话，然后将他吹干，示意吴伟业取走。

吴伟业连忙上前，恭恭敬敬地将皇帝御览过的奏报取过，来不及细看，就双手捧着离开了乾清宫。

回到军机处自己的值房，翻开一看，真的是大捷啊！

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大捷！

既然是大捷，为何皇帝神情郁郁？

刚刚从翰林院进入军机处，接替李信军机舍人之位的吴伟业，瞬间就感受到了一种传说中伴君如伴虎的莫名压力，自己今后要侍候的这个年轻皇帝实在是深不可测啊！

后世以“痛哭三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诗句而享有大名的吴伟业吴梅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吴中才子。

不过，后世大名鼎鼎的大诗人吴梅村，此时还只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年轻进士，除了舞文弄墨、吟诗作对之外，对于朝政事务，对于世道人心，那是七窍通了六窍，就是一窍不通。

但是这样的人，自有这样人的用处。

吴伟业是苏州府太仓人，与张溥同乡，而且十多岁的时候就跟着张溥读书，是张溥的记名弟子之一，所以他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历史上复社的骨干，东林的中坚。

不过这个人与钱谦益、龚鼎孳、惠世扬这样的东林伪君子不一样，他倒算得上是一个真君子。

历史上的吴伟业中了进士之后，对崇祯皇帝始终忠心耿耿，算得上是东林党人中不多的对崇祯皇帝有着一种“愚忠”的文人，明亡之后，崇祯死难，吴伟业痛不欲生，因为家有老母要赡养，所以并未自。

再后来，满清入主中原，吴伟业奔赴南京效力，又因为书生意气，与马士英等人不睦，最终退隐田园，隐居不出，顺治十年被清廷征召到北京任职，不肯前往，老母族人以死相逼，最终到北京任职，又三年，以母丧归籍，闭门谢客，死后以僧衣入殓，并将出仕满清的几年，视为人生中的奇耻大辱。

这样的人，即便只是取其一个忠字，也不能以简单的东林党徒而鄙视之，能用的还是要用，毕竟明末的士林和民间舆论，对于皇帝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而吴伟业恰恰在这个方面极其有用，一方面他的忠君思想要比钱谦益、张溥、龚鼎孳这类人强烈的多。

而另一方面，他的儒学造诣虽然没有张溥厉害，但是在诗词歌赋这方面，却是天赋异禀，少年成名，影响很广，这样的人虽然不懂军国要务，但是拿来影响舆论却还是十分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