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在旨意之中，先是褒奖了朝鲜国主李倧及其辅政诸臣的深明大义，表示了皇帝对于朝鲜君臣遵旨换约、重定边界的高度赞赏，然后又夸奖了一番朝鲜君臣如何如何知礼守礼、士林如何如何好学上进、民风如何如何忠孝淳朴等等，称其不愧有海东小中华之名。

最后的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就是同意朝鲜君臣士林的请求，以明发圣旨的形式，诏令大明翰林院编修、理藩院出使朝鲜副使张溥为大明常驻朝鲜国使节，命其在朝鲜国都汉城，择地开设使馆作为常驻之地，同时赠送朝鲜大明翰林院、国子监新刻正版儒学典籍千五百册，以作张溥在朝鲜士林之中兴学教化之用。

同时，圣旨之中还升锦衣卫副千户乔启泰为锦衣卫千户，同时留任朝鲜，任为大明常驻朝鲜使馆的武官副使，一方面帮助朝鲜与东江镇及右路总兵府保持沟通联络，另一方面负责大明使节在朝鲜的安全事务。

当然了，这是明面上的职责，私底下，锦衣卫既然进入了朝鲜国都汉城，自然就不会再轻易地退出来，监视朝鲜君臣，搜罗各方情报，更是分内之事。

只是张溥这个人书生气太重，这样的事情自然不便于让他参与或者插手。

与此相应的是，王德化除了带来大批量的儒学典籍之外，还带来了留给张溥作为大明朝鲜使馆建造以及开办新书院的钱款。

当然还有让张溥喜出望外的旨意，即允许他写信招募通道众人，一起在朝鲜开办书院讲学，招收门徒，为广大朝鲜士林弟子传道授业解惑。

对此，张溥自是又激动，又感恩。

让他激动的是，他的这番作为居然得到了大明皇帝的圣旨恩准，这在大明朝的历史上可是头一遭啊，从此能够在这个自号小中华的朝鲜国中开山立派，成为一代宗师，想一想都令人兴奋！

让他感恩的是，皇帝竟然如此贴心，知道在异国他乡开办书院、传道授业不易，不仅给他提供身份、提供典籍、提供钱款，甚至允许他自行招募大明士林之中的同道中人，集体前来朝鲜办学讲学，这是多大的恩典啊！

张溥在激动和感恩之余，一边以首任驻朝使节的身份，向皇帝上表谢恩，另一边则以自己应社领袖的私人身份，给之前的同道中人大写信件，广邀士林好友前来朝鲜汉城。

在他大力邀请的人中就有他的好友兼应社骨干孙淳、周钟、杨彝、李雯以及陈子龙、徐孚远等人。

这些人要么是举人，要么是恩贡生或者荫监生，虽然有参加会试的资格，但却屡试不第，因此渐渐地就聚集在了一起，搞起了结社组织，他们的结社还不是后世的政党。

这种社团组织主要的功能，一开始只是聚集在一起共同读书学习，共同切磋学术，交流心得，只是慢慢地，这些人意识到了自己团结在一起之后的力量，所以才逐渐地不务正业，专门以学术为名组织结社，并慢慢地开始政治化，企图影响舆论、左右士林，传播和推广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

不过，与历史上相比，这一世张溥、夏允彝、吴伟业等人在崇祯元年恩科之中考中进士，使得江南的应社立刻失去了几个重要的领袖，不仅没有像历史上那样形成南北应社，并最终形成复社，而且随着张溥、夏允彝的高中前三甲，这些个屡试不第的应社举子或者贡生、监生们，也很快看到了希望，把精力从组织结社上面收回，重新发愤图强起来。

同时，随着江南士林领袖、东林大佬“钱谦益”以及“四千”的另外两钱的离去，即钱象坤的致仕回乡和钱士升的被贬西北，使得江南士林的大小社团一时之间风声鹤唳、群龙无首，此时正处在纷乱之中。

张溥的飞黄腾达以及如今在朝鲜显赫而又超越的地位，让之前他的追随者们趋之若鹜。

张溥广邀江南士林同道到海东之国朝鲜办学讲学、开建复林书院的信件，被送到江南之后，士林名流纷纷以接到探花郎、朝廷驻朝使节的邀请信为荣，没有收到邀请的东林外围组织，比如几社、匡社、南社以及什么拂水山房社士林名流，认识张溥的，也纷纷给他写信，希望能够一起共襄盛举。

这些消息，陆陆续续地传到了京师紫禁城崇祯皇帝的耳朵之中。

对于这一点，崇祯皇帝自然是十分高兴，这些人去朝鲜的越多越好，最好是一个不留，全都走掉。

所以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崇祯皇帝又给南京礼部尚书周延儒去了一道旨意，让他亲自接见这些预备前往朝鲜讲学，参与复林书院创办的孙淳、周钟、杨彝、李雯等人，赏给南京翰林院及国子监收藏的儒家典籍若干，并由南京礼部尚书签发关防信函，对这些人的功名身份和资格予以证明，方便他们到了朝鲜之后，更易于受到朝鲜君臣及士林子弟的认可。

这些事情，忙忙碌碌直到五月底，才算是全部完成，以尚书周延儒为代表的南京礼部、翰林院、国子监的大小官员，亲自将孙淳、周钟等十二位既受到了张溥邀请，同时又愿意前去的江南士林才子，从张溥的老家太仓送上了前往朝鲜的海船。

而从太仓出发，也让这些即将去朝鲜办学讲学，复兴东林书院的江南士林才子们有了一种传道于东国的使命感。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在铲除阉党之后不久，接受文震孟等人的建议，毁弃了《三朝要典》，为自己在江南士林子弟之中赢得了巨大的贤名，不过这位崇祯皇帝虽然推翻了《三朝要典》，变相地为东林党的前辈大佬们摘掉了扣在头上的邪党罪名，但却并没有允许在无锡重建东林书院。

而无锡的东林书院在魏忠贤当权的天启年间被毁掉之后，东林党的大佬们以及在东林书院学习过的江南士林名流们，无不希望能够恢复东林书院，但是皇帝对钱谦益、钱士升、钱象坤、惠世扬等人的处置，又让江南士林官员们感受到了皇帝的心思，以及京师朝堂的风向。

所以至今，江南的士林官员们也没有人敢于公然上书请求重建东林书院，这一点被许多积极参与结社的江南士林名流们引为一大憾事。

因此，当张溥这个江南士林的新生代领袖，打着复兴东林书院于东国的旗号，邀请这些江南士林名流才子们去朝鲜讲学传道、重振东林声势的时候，很多人都动心了。

而最终选择前往的，更是江南士林子弟之中比较有决心、魄力和行动能力的那几位佼佼者，比如孙淳、周钟等人。

这些人离开了，那么只是短暂的一两年的离开，也会给江南的士林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至少士林之中的结社活动就要迟滞或者是停滞上好几年。

这一点，远在京师紫禁城中的崇祯皇帝知道，而近在江南的南京礼部尚书周延儒也一清二楚。

所以，在欢送孙淳、周钟等十二位江南士林之中的名流才子前往朝鲜办学讲学的事情上，南京礼部尚书周延儒也是格外贴心，每件事都替他们想到了前面，做到了细处，让他们感到荣耀备至，走得无比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