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东江镇老将王辅的表现，崇祯皇帝也是非常满意。不得不说，他此前真的是有些低估了这个老将的手腕和魄力。

想当年，王化贞这个好高骛远的书呆子巡抚辽东，与经略熊廷弼争权，最终虽然成功搞走了熊廷弼，但是自己也没得着什么好，面对建虏的进攻，不仅损兵折将，而且丢掉了前线的大量城池堡垒，致使辽事彻底败坏。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也无意间干了一件颇有见识的好事，那就是从军中招募选取了一批精锐敢战之士，由毛文龙带领，深入建虏敌后，开展牵制作战，正是这批人发展壮大，最后成了东江镇。

毛文龙带领的这批人，当时只有一百八九十个人，就这么不足二百人的队伍，居然把建虏的后方，给搅了个天翻地覆。

而当时的毛文龙还是一个游击，王辅作为自愿跟随前往的明军把总之一，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可想而知。

后来随着辽东战事的日益激烈，东江镇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大，朝廷对东江镇的封赏自然也是越来越厚重，而当年礼贤下士、豪爽仗义的毛游击，已经成了如今专横跋扈、目中无人的东江镇总兵毛大帅。

王辅作为亲眼看着毛文龙起家的老伙计，心里也不可能没有意见，然而朝廷只知道东江镇的毛大帅，根本不知道他们这些当年一起冒死深入敌后的老将们。

他们就是有意见，也不敢表露出来，毕竟他们的升迁任职，朝廷从不过问，从来都是毛大帅一言而决。

但即便是如此，随着不断的飞黄腾达，越来越刚愎自用的毛大帅，对当年跟随自己深入敌后征战的老伙计们，却也是日益不满。

因为这些人太清楚他的底细了，过去并肩作战时没感觉到有什么不好，如今每当想起来，就觉得不舒服。

而且这些老家伙们，时不时的就不给自己面子，在一大帮听话孝顺的义子义孙面前，想起来就觉得有损自己的威严。

而王辅等当年跟着毛文龙一起开创了东江镇的老人，比如杜贵、林茂春、沈世奎、陈继盛、曲承恩、严正中等人，自然不可能像后来投奔过来的毛承禄、孔有德、耿忠明、尚可喜等人那样，甘做毛文龙的义子义孙，当然也绝不可能改姓毛。

在毛文龙眼中，甚至是是朝廷的眼中，东江镇姓毛，是他毛文龙的自留地，但是王辅、杜贵、林茂春等老人，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面可不这么认为，毕竟东江镇的开创，可是他们一起一刀一枪拼出来的。

所以，当朝廷派出监军御史进入东江镇核查兵饷，不再对东江镇放任自流的时候，东江镇的非毛姓老将，都是持欢迎态度的。

而这也正是陈继盛很痛快地就站到了监军御史的一边，跟着毛维张招兵买马，然后前往济州岛屯田练兵，开拓新根据地的根本原因。

毛文龙对年轻的义子义孙门们的重用，自然也引起了其他一些非毛姓老将的私下不满，比如王辅、沈世奎、杜贵、曲承恩这几个人，但是不满归不满，除了东江镇，他们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因此，当朝廷选调将领到京师练兵的诏令传来，而毛文龙像撵走陈继盛一样，趁机把老将王辅推荐出去的时候，其实老将王辅自己的内心深处，反而也是松了一口气的，因此并无丝毫的抵触。

毕竟东江镇再好，如今眼看着变成了毛家的，而他作为毛文龙发迹之前的战友，一把年纪，实在是弯不下腰、拉不下脸面，不可能像后来的毛承禄等人那样改姓毛，当他毛文龙的义子义孙。

所以离开了东江镇，到了京师，见了皇帝以后，王辅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为朝廷练兵的大事之中，表现的自然也是格外卖力。

对于东江镇的那些内幕情况，崇祯皇帝从高时明的口中，了解得清清楚楚。

如今的高时明，俨然已经成为王承恩、方正化之外，崇祯皇帝最信任的内臣了。

这个人表面上平平淡淡，但实际上却颇有手腕。且不说之前控制仪銮司，清洗锦衣卫时的表现，就说他到了藏龙卧虎、龙潭虎穴一般的东江镇，能够让已经专横跋扈惯了的毛文龙，至少在表面上服服帖帖，这就是个了不起的本事了。

高时明从东江镇停留一个多月以后，乘船归来，并将东江镇各岛的情况，以及毛维张、陈继盛已经在济州岛登陆并已立营据守的情况，向皇帝做了一个全面的报告。这之后，深得皇帝信任的高时明，就再一次销声匿迹了。

高时明销声匿迹的原因，自然是皇帝又交给了棘手的任务。

这个任务就是督理锦衣卫、东厂和刑部有关人员，分头赶往洛阳和济南两地，为即将到来的福王案、德王案做好相应的布控准备工作，同时作为皇帝的代表，协调三法司尽快为拖延已久的梃击案、红丸案定案。

自从皇帝下旨重审梃击案、红丸案之后，内阁首辅李国鐠的主要精力，就投入到了这上面，特别是在刑部尚书乔允升到京上任之后，李国鐠、乔允升，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标、大理寺正卿刘宗周，这几个九卿级别的大臣，就把这两个历史疑案，正式提上了审理的日程。

在刑部侍郎惠世扬、锦衣卫指挥使巩永固、东厂提督方正化等人的具体操办之下，这两个案子，很快就合成了一个案子，过去被模糊定性的梃击案、红丸案，如今在皇帝的推动下，被三法司非常明确地定性为谋逆案。

然而这个谋逆案，越往深处查，却越是不好办了。

要坐实当年梃击案的张差，并不是疯子误入东宫，而是对当时太子朱常洛的一次失败刺杀，以及后来红丸案中的李可灼、崔文升，不是粗心大意让让皇帝吃了不该吃的药，而是蓄意用毒药弑君谋逆，就一定要找出幕后的主使之人，找出会因此而得利之人。

而这个人却是明摆着的，那就是万历皇帝最为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

可是这个人，毕竟是宗室亲王啊，也是当今圣上的叔父，追不追究他的罪责，如何追究他的罪责，以及追究到什么程度合适，对内阁首辅李国镨等人来说，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然而福王如何定罪这个难题还没有结束，另一个难题，即德王如何治罪的问题紧接着又来了。

现在的德王朱常洁已经年过五十，虽然过了知天命之年，但是却丝毫不知天理国法人伦为何物。

崇祯皇帝下令王国兴亲自带人到济南调查他，最初是因为鹿善继、王则古在清理山东盐政的时候，发现德王府破坏盐法、私开盐场，并且私自伪造朝廷盐引，违禁贩卖私盐，从中谋取暴利，为了好好整顿山东盐务，必须请旨惩治德王府，砍掉德王府伸向山东盐业的那只手。

鹿善继、王则古的本意，完全没有要治德王朱常洁于死地的意思，不过是想请皇帝下旨，告诫德王府，不要阻挠山东盐业整顿这件大事罢了。

没想到的是，皇帝不这么想，很快就派锦衣卫北镇抚使王国兴亲自带人前往济南坐镇调查，并广搜其罪证。

这一下子，德王府就算是倒了大霉了，不仅很快就查实了德王伪造盐引、私开盐场等罪行，而且也还查出来一大堆烂糟糟事儿。

犯法的就有这么几件，比如乱钱法、铸劣钱。按理说，明朝皇帝对于各地藩王还是给了很多特权的，其中铸私钱就是一项。

作为藩王，你可以在领地内铸私钱，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铸造的私钱首先要奉大明正朔，比如天启通宝就是天启通宝，你铸造的私钱也得刻着天启通宝的字样，否则就算你是亲王，有私自铸钱的特权，那也不行。

同时，你铸的私钱，含铜量只能比朝廷铸造的铜钱高，而不能比朝廷的低。

这个德王却不这么看，他铸私钱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敛财，收购朝廷的铜钱，然后熔化，混上铅铁，然后铸成新钱，然后依仗着德王府的权势，在济南乃至山东境内强制流通，大搞强买强卖，而这种钱的含铜量，还不及朝廷发行铜钱的三分之一，不仅严重坏了朝廷的大明钱法，而且搞得济南多少商户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