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一十七章新的架构（三）

黎华不明白毕文谦为什么会突然笑起来，但她听得出来，那是发自肺腑的畅快和自豪。这样的情绪也感染着她，让她不禁抬头看了看他，回应了一个微笑，然后继续低头书写着。

“无论是欧洲的城邦奴隶制，还是中华的分封封建向集权封建的过渡，本质上以小农经济为中坚的经济体系，在貌似繁荣中自然地野蛮生长的结果，必然是自耕农破产的土地兼并以及大批农民的经济依附对象从中央政府变成地方豪强——地方强而中央弱，于内于外，都是国家社会资源破碎化的表现，长期不加制止，必然会导致国家的崩溃。首先面对问题的，是西汉。西汉末年，有识之士都看到了广泛的社会问题，都认识到国家必须要改革了。所以，品行良好，能力卓越的王莽，众望所归地被推上了帝位。然而，既得利益集团推他上去，是希望他能通过改革消除王朝的危机，从而保证自己的利益，结果呢？王莽上台之后的一系列操作，直接就损害了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于是，历史就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王莽从众望所归到众叛亲离，简直像是电影在快进着播放。”

“可悲的是，王莽身死国灭，改革也自然不了了之。西汉末年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仅仅是靠战乱的破坏，人口数量的倒退，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消失而缓解。事实上，被长期视为优秀帝王典范的刘秀，在战场上光辉的背后，是依靠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得以上位的本质。他统一全国之后，同样看得到问题的本质，他也尝试过改革，置三公而事归台阁，地方州郡确立监察制度，裁撤郡都尉、废除更戍制度军权集于中央，下诏解放奴婢，颁度田令丈量土地清查人口。这些多管齐下的组合拳的目的就是为了以比王莽温和同时更有力的手段通过制度而不是战乱来缓解结构性的社会问题。结果，便是度田之乱。最终，刘秀通过持续的强硬镇压在大体上落实了度田令，从而确保了东汉王朝的一度强大。但这本质上是治标不治本。到了东汉末年，同样的社会问题再度爆发。王朝再度崩溃。”

“在那几个世纪，中华和欧洲的大帝国先后崩溃，亚欧大陆上的人类社会的制度发展陷入了停滞和混乱。几个世纪之后，欧洲走向了相对城邦奴隶稍微进步的分封封建，中华则从分封封建向集权封建更迈了一步。Marx的论述里的封建的概念，便是源于欧洲的分封封建制度，所谓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君主的君主不是我的君主。这种封建制度相比有集权封建色彩的制度，社会资源的分散破碎化非常明显，当丕平献土发生之后，教权在欧洲正式登上政治及军事舞台，再加上古罗马以来凝结的征服和抢劫的强盗文化精神，欧洲并不像我们这么重视同化，从此，欧洲就很难重新统一了。而在这样的时代，城邦奴隶制进步向分封封建的经济表现便是，本处于社会阶级底层的奴隶，虽然仍然处于底层，但究竟还是有些微的提升，变成了欧洲采邑制下的农奴、拜占庭普洛尼亚制下的巴力克、阿拉伯伊克塔制下的迪米人。”

“和这些相似的，是我们南北朝时期的包荫户，这在北魏时被中央政府正式承认确立为宗主督护制。而不同的是，我们继承的文化精神是同化、统一、种田，当古罗马土地上的人沉沦于社会资源破碎化的中世纪时，我们却迎来了废除宗主督护制，实行均田府兵制度，重新编户齐民，以自耕农为社会基础的隋唐时代。这种历史性的差别，就是文化根本的不同的体现，为什么我说教育比制度高阶？这就是案例。”

“毫无疑问，横向对比中世纪的欧洲，我们的隋唐时代是先进的。而纵向自我对比，相比秦汉时代，隋唐时代的制度先进性则在于，用体现官本位的科举制度取代了直接体现血统本位的商鞅爵级制、间接体现血统本位的汉代察举制和魏晋九品中正制。这种进步，奠定了中华文明领先全世界一千年的基础。然而，制度本身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指导思想，隋唐时代只是确立了科举制度的运行，却并没有扫除旧制度下凝结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我以前在你和薄副主任面前说过的，五姓七家，在民间的声望胜于皇室。当他们适应了科举制度之后，门阀们累世的教育资源依旧对寒门形成了碾压。所以，隋唐时代虽然是进一步从分封封建迈向了集权封建，确立了集权封建的制度基础，但在实质上并没有完全脱离分封封建。”

“而打破这一切的，是黄巢——历史就是那么残酷而可笑。许多有着中央政权的帝王不懈努力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做到了，靠的，是单纯的杀戮。这是一场对已有的文明的破坏，让中华文明损失了极大的教育资源，但同时也扫除了在魏晋南北朝以来在落后制度下代代积累最终尾大不掉的旧势力。于是，历史最终迎来了真正的集权封建制度，宋朝。”

“集权封建比分封封建先进的最大特征，就是同为自耕农为社会中坚的基础上，社会资源不再破碎化，大规模地集于中央。对比秦汉隋唐各自的鼎盛时期，宋朝没有了力量强大的门阀，那些所谓的将门只是小打小闹，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构成普遍是通过科举制度崛起的官僚地主阶级，这无疑是一个数量规模庞大得多，个体力量弱小得多的群体。在这样的基础上，持续到隋唐时代的奴婢制度，也终于在宋朝有了本质上的变化，良贱制度也走向了消亡。对比把奴婢贱籍等同于牲畜财产的《唐律疏议》，宋朝虽然仍然有婢的称谓，实质上却转变成了雇佣关系，社会最底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有了重大的提升。”

“然而，如我说过的，宋朝的很多璀璨夺目的成绩，是建立在弱化军事的代价之上。当南宋最终被蒙元灭亡之后，蒙元不仅将奴隶制度带了回来，还实行了民zu等级制度——这个历史的倒车，在当时也许不算明显，但在红皇后假说的角度中，这就是中华开始被别人缩小差距的开始。即使明朝驱赶了蒙元，其制定的社会制度，相比宋朝，仍然是落后的，不仅重新出现了户籍世袭制度，奴婢制度也继续延续，而当满清获得中央政权之后，其社会制度又一步倒退，将奴婢制度进一步向奴隶制度强化。也就是说，从社会制度层面分析，中华从宋朝开始，经历了蒙元的大倒退，明朝的小进步，再到满清的倒退，总体是大退步了。”

“满清时的社会，的确比欧洲的分封封建进步，但也仅此而已了。”

“在我们中华地区开历史倒车的时期，亚欧大陆上原本相对落后的欧洲却迎来了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这段历史的本质，是中华地区的先进科技传播，开启了火器的运用，步兵的复兴，骑士的没落，当法国的贞德喊出‘为了法兰西’的口号，释放了现代民族主义之后，分封封建制下的军事组织能力就不再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其庄园经济，农奴制度也就逐渐开始瓦解。而大航海时代让传承着强盗精神的欧洲人有了对新大陆和黑非洲长期掠夺的可能——就像我提到的耗散结构理论一样，这个时期的欧洲，具备了社会制度迅速进化的条件。”

“于是，自由资本主义在16世纪的欧洲诞生了。在古罗马的强盗文化精神的指导下，经过300年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征服与掠夺，自由资本主义经过了野蛮而充分的生长。虽然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在中华地区一直以来的余威的震慑下，即使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国会经过激烈辩论，也不过是271票对262票的极微弱的差距通过了军事行动的决议，英国政府甚至都没有正式宣战。然而事实上，1840年的满清，一个集权封建制度下明显残留奴隶制度的社会，早已被正迈向自由资本主义顶峰的英国远远甩在历史步伐的后面。”

“就像隋唐时代的门阀既是时代进步的障碍，又是强大的力量，想要在满清社会进行改革，同样困难重重。而且，隋唐时代的中华，是领先于世界的，变革主要需要考虑的是内部的斗争，而在满清时代，中华早已从当初的睥睨天下，沦为了历史的差生。内部落后势力极其强大，外部先进势力群狼环伺——当历史的篇章翻进19世纪时，所谓百年屈辱，其实已经是必然的结果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想要重铸光辉，或者说涅磐重生，不死人，是不可能的。所幸，我们依旧继承着始于周公的同化、统一、种田的文化精神传统，继承了光辉历史的骄傲，我们的先辈，来自于各个阶级的先辈，可以为了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毁家纾难，可以在不断的牺牲之后，将所有走不通的道路都走绝了，最终正向了正确的道路。”

“所以，我们的教课书上言简意赅地写着：只有TG才能救中国。这句话并不是什么自我标榜，相反，它用春秋笔法诉说着一个事实：在新中国里，从来都不是所有人都认同TG的道路，而是在民族复兴的共同目标下，各种不同的利益团体在各种错误的道路中头破血流之后，不得不围绕在了TG的周围。”

“这，就是我们中华文明三千年来的教育底蕴。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局面——如果说原本就是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人民是衷心拥护TG的，那么那些当初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的确是衷心为了国家的兴盛而奋斗，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和TG骨子里貌合神离。”

毕文谦平淡地讲述着并不平淡的话，讲到这里，他停顿下来，慢吞吞地长饮起来。

始终仔细聆听的黎华重重地握着钢笔，在笔记本上不断地速记着。这一段安静给了她缓冲的时间，过了好一阵，她才缓缓抬起头，白着脸，小心翼翼地问。

“师父……你是说，我们需要在历史文化教育的层面，清除宋代之后，直到今天的各种遗毒？”

毕文谦默默和她对视了一会儿，忽然一声叹息。

“三大战役之后，有多少人投机进来……‘进京赶考’，究竟考了什么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