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七十二章教育论（三）

“而在小学4至6年级，记忆力的培养虽然也要继续，但就不再是重点了。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着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逆向思维能力。逻辑思维的概念，很多人都有所了解，也有许多著作进行了阐述，我这里只稍微说说什么是逆向思维。既然有逆向思维，那肯定先有正向思维了。以数学为例，正向思维的典型代表之一，就是函数与方程的思想，先把问题变量当成已知，列出问题中的等量关系，然后用通用的解方程的公式解题，从而得到答案。这是一种标准化的思想，入手很简单，如果熟悉了解方程的公式，这也将很高效。而逆向思维则不同，它不追求简化问题，而是从问题直接一步步逆推到初始的条件。虽然在具体的问题里，往往显得更有效率，但它无法标准化。正向思维和逆向思维的差别，可以用射箭来比喻——正向思维是画好一个靶子，然后射箭命中靶心；逆向思维则是直接在箭的位置画靶子。对于普通成年人的工作和生活来说，正向思维毫无疑问更习惯而有用，但对于小孩子和研究员来说，逆向思维才更可贵。因为过于习惯了通用的靶子之后，人就可能陷入思维固化；而一次次画靶子，画不同的靶子，虽然很麻烦，可对小孩子来说，这能够更充分地锻炼分析力，对研究员来说，前沿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跨越式发展，往往不能用既有的标准去套用衡量。如果一个人在小时候就思维固化了，虽然他能够在短时间内更快掌握解决常见问题的能力，甚至能在一般性的考试中获得好成绩，但在将来，他的智力的上限，却比别人低。从整个国家层面来说，大多数人思维固化了，是不可能在世界竞争中独占鳌头的。”

“这也是之前我对黎华说，我们的教育改革，必须要提高教材和考题的难度的原因之一。只有难度加大了，才能让过早建立和习惯正向思维的学生在短期内建立的优势变得不足为道。毕竟，社会主义追求的是普及性的精英教育，哪怕客观上做不到，至少在主观上，我们必须给予所有学生成为科学家的可能。严格地说，这既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长远问题。”

“同时，在这个阶段，总结力的培养也应该开始引入。就像我们的人民军队，在建国前的几十年，在建军开始，并不是什么战斗力卓越的部队，也打过许多败仗，敢于和善于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不断而快速提升的法宝之一。那时候的多数战士，是工农出身，文盲或者半文盲有很高的比例，在某种意义上，和小学里的孩子差不多。不断总结的好处，他们能有，现在的小学生，自然也适用。不过，总结问题是在分析问题之后，总结知识是在掌握知识之后，所以从锻炼的顺序来说，在这个阶段，应该是以培养分析力为主，培养总结力为辅。”

“在此之后，我们就不得不做一个妥协了——在理想状态下，初中三年，仍然应该以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总结能力为主，特别是总结能力的加强。但初中已经是义务教育的最后三年了，许多必要的科学知识，以及正向思维的模式，相承的历史脉络，凝练的政治思想，基础的文艺熏陶，完整的地理格局……等等很多不同学科的东西，都必须在这三年里教给学生。”

“听起来，这很难。其实，这既难，却又不难。如果学生在小学六年里，真正做到了良好锻炼记忆力，有着合格的专注力，养成了分析问题的习惯，有着旺盛的求知欲，把学习视为乐趣，那这就不难，对优秀的学生来说，简直轻松。如果小学六年里学生产生了厌学情绪，那这就是天方夜谭了。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需要学校、教师、家长共同负责，教师资源急缺的现在，我们强求不了家长的言传身教，也就强求不了学生。再考虑到全国很多相对落后的地区的教学基础薄弱……我们不必强求一个班级没有差生，只需要控制和保证差生的比例在一个比较低或者可以接受的程度，就很不错了。这个目标说起来很残酷，也很冷酷，感觉像是抛弃了许多家庭教育条件不好的学生，但这就是现实，我们能够做的，能够做到的，只有保证贫困家庭的普通学生和优秀学生的前途，充分的前途，保证他们不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面对着透明的天花板。我们能够要求的，只是尽可能地让那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学生，在将来不忘本。所以，我以前就提出过，要让大学生到落后地区的基层工作几年，让他们亲身地，充分地了解中国底层的面貌，让他们明白，举国之力供养他们成才的人里，有很大一部分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在供养他们。”

“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我们只能如此。到了高中，就不是义务教育了。初升高的选拔考试，必然会淘汰掉很多学生，甚至是一半以上。高中生的素质下限，相比初中，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所以，在现阶段的教育改革中，高中阶段的培养重点在于，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具体来说，包括四大数学思想，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总结，实事求是、开拓进取的科学精神，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的哲学流派，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政治经济学基础，各方面前沿科技的介绍，各学科、主要行业的作用和意义，以及，通过语言文字将这一切到位表达的能力。所谓到位，就是既准确完备，又不浮夸造作，可以对应数学里的充分必要条件的概念。”

“在这个阶段，我们要着重培养学生的总结力，其次是发现问题的能力。16到18岁，既可以说已经成年了，也可以说是即将成年，在生理上属于成教的范畴，同时也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初步建立的时候，三观怎么建立？显然是建立在自己已掌握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上。这个过程，就是不断总结的过程，也是一个随着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自然而然产生质变的过程。即使学校不教，也会形成，但形成的结果如何，就恰恰是教育的结果了。而发现问题的能力，无论是在前沿科学研究中，还是各行各业的技术革新中，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让学生认识到这种能力的重要性，并且进行培养，但在有限的条件下，就不必强求了。这种能力，在考试中并不能直观地体现，却是对知识的掌握达到出新的关键之一，三年积累的差距，很可能就是考不考得上大学的分野。”

说到这时，毕文谦情不自禁地感慨了一声。都说高考是决定命运的一场考试，事实上，这不过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个年代的中国，论竞争的惨烈性，高考并不算什么，参加高考的资格，读高中的资格，中考，才是中国最透明的天花板。中考首先就不是全国统一考试，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根本连中考都不参加，要么去了职高，甚至直接参加了工作，这一切，看似和学生的成绩有关，实际上却是另一回事儿。

如果今晚坐在控制台前的人是黎华，说不定自己就会讲一讲这个问题了。

然而，入眼的人，是小晓琳。

“小晓琳，总而言之，我说的这些，都只是在国家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可能达到的教育期望。既有许多不得不做的妥协，也有一点儿好高骛远的理想化。毕竟，这些教育思路，虽然是对的，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里有可能能够良好执行，但在条件落后的乡镇、农村，就有些不切实际了。可农村人口，占据的才是多数。你说是要提纲挈领地谈，这就是提纲挈领，和教材的实际编撰几乎没有直接的关系，大都是不同阶段的教育方针的指导思想。新教材的编写，不应该在原则上违背这些方针，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一旦我们有条件把9年义务教育变成12年义务教育了，那整个教材体系，就必然需要重新制定。”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保证普通学校的体育课的落实。在现有科技水平下，人的精神并不能脱离躯体，大脑的发育是整个身体发育的一个环节，规律的作息和运动量的保证，对于智力的发育，是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的重要因素。最后，还有一个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营养。身体发育时期，营养充足，是智力充分培养的先决条件之一。我希望在将来，学生在学校里的吃饭问题，能够得到充足的供应，不要求精致美味儿，而是结构合理，份量管饱。很显然，我们现在无能为力，那就退而求其次，针对非城市学校制定成绩换食品的加餐计划，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年级，每个月，进行一次内部月考，成绩排名前列的学生，由教育系统拨款每天供应一份加餐，可以是一个面包，或者一个花卷，或者一个馒头，一杯牛奶，或者一杯豆浆，或者其他因地制宜的食物。并且，以省为单位，根据每年高考的成绩情况，分配每个县享受的加餐名额数量。现阶段我们照顾不了所有人，能做的，只有如此。一句话，用成绩说话，各凭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