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一十八章务虚的问题（四）

“首先，在不参与分级的国企自行清退冗员的时期，我们同时颁布另一个政策：在这个时期之内，任何没有犯罪记录的中国公民，都有申报财产的权利。在此期间申报的人，国家不追问财产来源，并且，要公开强调，这是唯一一次机会。在此之后，任何中国公民申报财产，都必须有脉络完整可靠的合法解释。并且，今后任何人想要创办私企，首先要经过财产申报，并且注册资金由来必须要符合其财产申报情况，如果自称是个体经营户的经营所得，那么在注册企业时，必须缴纳4倍于注册资本的申报税。”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对三个等级的企业做几点区别：第一，一级企业和不参加分级的国企在行政、政治、社会地位等待遇上同等，二级企业的这些待遇同比下降一个档次，三级企业没有这些待遇。例如，一级企业的人，可以以优秀管理人员和顶级技术员的身份，被选进人大或者政协；二级企业的人，可以以这样的身份被选进政协；三级企业的人，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参选，但就企业内的这些身份，没有参选资格。”

“第二，一、二级企业的规模设置下限，二、三级企业的规模设置上限，原则上，不同的上、下限是数量级的差距，一级企业的下限可以比二级企业的上限低一些，但两者必须是相同的数量级，二级企业的下限和三级企业的上限同理。一个经营良好的二级企业，当规模扩大到达规定上限之后，全体员工或者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可以自己集体协商进行选择，要么，申请企业等级升级，获得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要么，超出部分的资本，相应比例的股权自动收归国有。一个经营不善的一级或者二级企业，当规模缩减低到下限时，则必须降级。三级企业由于没有什么政治待遇，具体经营中也会受到许多资质方面的限制，如果人家只想过安安稳稳的小日子，不愿意申请升级，国家也不能强求。当然，如果三级企业主要申请了，国家也不会刁难就是了。”

“第三，三级企业的性质，可以是国企，可以是集体，也可以是私企；二级企业的性质，可以是国企，也可以是集体；一级企业的性质，必须是国企。性质不符合的企业，在升级时必须进行体制改革。换句话说，在中国，你想小本经营合法改善生活条件，国家是允许并赞同的；但如果你是想在经济领域施展一番拳脚，那么，你就不能像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那样不负社会责任了。在私企改制为大集体时，原本的企业主，可以保留最多10%的股份。其余部分的股份，法理上必须归企业所有员工均有。不过，国家不可能鼓励不劳而获，所以，一方面，企业员工需要在一定年份内用部分工资购买股份，另一方面，在改制过程中，企业主拥有一次员工的清退权。而改制完成之后，企业主仍然保留企业经营的独断权，但其他的待遇原则，就是集体企业的标准来了。作为集体企业，负有继续培养提高员工技能的社会义务，如果员工有违法、违例行为，或者在非工伤情况下不能通过企业内部规定的最低技能标准，可以开除员工，除此之外，集体企业不能开除员工。无论是什么原因开除，或者是员工主动离开，企业都必须按照公开申报的企业财产规模，赎买其相应的股份；新员工进来，从结束实习正式入编开始，获得相应的企业股份，具体的股份比例，以工龄计算，5年为一个档次，30年为上限，一共7个档次，线性递增。如果是企业主动挖来的人才，那可以以个人注资的形式，代替工龄直接获得高档次的股份比例。”

“而如果是二级企业升级为一级企业，也必须进行国企化体制改革。一级企业里，除了国家天然拥有的50%股权之外，剩下的50%股权在法理上也属于国家，但其中25%的股份期权，仍然属于企业员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经营良好的集体企业，在原本的工资基础上，一个财年结算下来的利润分红奖金总额是1000万，那么在改制为国企之后，其中500万需要上缴给国家。很显然，集体改国企，员工的直接经济利益在短期看，是一定程度上受损的。但考虑到一、二级企业的规模限制差距，从长期看，一级企业的经济待遇其实上限更高。所以，我们一方面需要在行政待遇上对一级企业进行补偿——比如，同样的业务技能水平，一级企业的工人的行政编制，比二级企业高一级，各种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差额选举名额，以一级企业的员工优先，哪怕是子女入学的资格，在同等入学考试水平下，一级企业的员工也具有优先权。另一方面，对于一级企业的员工技能考核，要更加严格一些。除此之外，如果是从私企升级为集体企业再升级为一级企业，原本的企业主的保留占股将缩减为1%，并且不再拥有企业经营的独断权，与此同时，国家必须给予企业主处级或者更高的行政编制待遇，其中，划归中央管理的，至少是副厅；划归地方管理的，至少是处级。”

“在这样的规划下，一线产业那些业务水平优秀的工人将进入干部编制，这就意味着一个问题：只要我们国家不断高速发展，工人的技能水平将不断提高，原本少有人达到的优秀技能等级渐渐变成大多数工人都能达到的常态，是必然出现的结果。而随着产业技术的不断升级，可能原本的某个技术指标甚至是岗位本身，都失去了意义，被时代所淘汰。经济发展越快，这种变化将越剧烈。所以，我们应该对一线工人的业务水平和行政等级的挂钩标准，周期性的调整提高。这可以和每个五年计划的周期相匹配。也就是说，国家愿意给予优秀工人和干部同等的待遇以调动其主观能动性，但也不能让工人在奋斗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躺在功劳簿上。活到老学到老，不断进步，即是目标，也是要求，对国家如此，对个人也如此。”

“而且，现在的国企，有很多的规模企业并不够大，所以，一开始，三个企业级别的规模上下限的划定，差距不可能拉得很开，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竞争，经济规律本身就会进行惨烈的淘汰，将来，三个等级的平均规模水平，将会出现明显的数量级差距。国家也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适时地进行标准的修订，不同级别的企业的各种资质的规定，也需要逐步的明晰和严格。”

“国企是中国经济的骨干力量，大集体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私企是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个体户是中国经济的后备军。在经济建设中，国企要啃硬骨头，大集体要培养新鲜血液，私企要搞活政府暂时管不过来的边边角角。这些目标和职能，靠宣传和鼓励实现不了，必须经历残酷的竞争，以而今的国税稽查能力来说，肯定会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内出现许多混乱甚至是触目惊心的盘外招，不过，只要肉是烂在锅里，只要能够保证各级企业的性质，保证整个中国是一条鱼，而不是一片海，全局上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连内部的竞争都不能脱颖而出，那些下作的手段都应对不了，在将来和外国企业竞争中又怎么能落得了好？先在国内锻炼好了根骨，了解和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和残酷本质，才有底气走出国门，与狼共舞。”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计划经济搞不了，因为计划能力跟不上。但对于计划经济的追求，将是我们明确不变的远期目标。所以，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是，在一个行业内，只保留几个能够良好管理的巨大的国企，甚至只有一个巨无霸的国企。这个兼并的过程，应该通过市场竞争的淘汰和检验来完成，不能用行政命令进行直接的干涉。相反，不参加分级的国企如果在兼并膨胀之后的不能保持高速发展，我们倒可以用行政命令进行拆分。”

“这一系列措施，简单地总结就是，把国企的水分挤出去，赋予国企最好的政治、社会待遇，最高的要求标准，给予其他形式的企业晋升为国企的途径。整个国内非命脉同时长远规划的必要性不是那么强烈的行业，在整个国内以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律相互竞争，发展还是衰退，兼并人还是被人兼并，各凭本事。有竞争，就有成败，竞争失败的企业会有很多，必然会产生打量失去岗位的人员，这些人，可以在国家的安排下，去东北，也可以去西北，到环境艰苦的地方去，卷土重来，当然，也可以自主择业。这些水分是从苏联撤走专家时中国经济就落下的病根儿，越晚，病将会越难治，趁现在这个时代背景，人民群众在大方向上是相信政府的，只要我们的措施大体上是公正公开，人们具有相对平等的学习机会，晋升机会，那就具有可行性。而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人搞盘外招并且吃相难看，那就请他去北方为祖国治理沙漠吧！这些，就和经济规划本身没有直接关系了，这里就不细说了。”

又喝了一大口水，毕文谦放下杯子，把红木镇纸拿在手里，无意识地把玩着。

“不过，在这一切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利用经济利益驱使和倒逼，为更高级的改革做准备。具体地说，如果一个从私营开始的企业家，渐渐发展到了可以成成国企的规模，但他又不愿意放弃过多的自己的股份——实事求是的说，这在当下的社会背景里，是多数的常情。所以，我们可以规定试行消费公开原则。具体地说，如果一个企业家，愿意主动申请消费公开，那他不仅可以保留企业经营的独断权，更可以最多保留企业40%的股份，并且是始终保留，这一部分股权，从国家天然占据的50%里划归。而所谓消费公开，就是指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吃穿用度，除了相应于一个普通人的收入水平的机动开支之外，任何一笔消费，都必须公开，按月公示。消费公开，采取个人主动申请的原则，并且至少要处级以及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申请。我们国家现在没有能力去查一个人收入来源的巨细，在很长时间里也不具备可行性。就我看到的资料来说，几年前就国内就有酝酿过高级干部财产公开的计划，但永远只是计划，书面材料递上去了，也从来没有人明言反对，但就是没有下文，永远打入冷宫。既然这样，我们索性发动群众监督一个人用了什么。老一辈既对国家有巨大功劳，不少人在个人观念上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作为后人，我们就不去要求了。但对于新成长起来的干部，我们要对干部的个人操守和作风进行认真的规范。”

“规范，纸面上的规划很好做，怎么执行？一刀切是乱世用重典的行为，在现在是行不通也不值得的。所以，在出台规范之后，我们不能用来要求所有干部，只能用来要求主动申请被要求的干部。对于那些有资格并且主动申请了消费公开的干部，在今后的晋升选拔中，将有优先资格。”

“我以上说的，都只是策略。具体的数据、标准、细则，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相应标准的制定，我是完全没有发言权的，得是黎华他们这些务实的人来调研权衡。事实上，我们要做好照顾不好所有人的心理准备，我们能够给予的，只是多数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及公平公正公开的晋升制度，不，考虑到落实过程中的人们的平均操守，就不要公平的程度不要抱以过于美好的期望了。就像新中国建国以来的辗转，只要我们始终在正确的战略方向上奋斗，那么，我们将经历一个又一个战术性的失败，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现，我们已经把原本需要仰望，仿佛望尘莫及的对手，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终于，毕文谦说完了，那自信的模样，像一个说书先生一样，在话音落下的时候，把手里的红木镇纸，仿佛惊堂木一般“啪”地一声拍在了办公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