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的分析十分严禁，他成功说服了外交大臣支持他的意见，比他想象的更好，外交大臣安排了一次他跟国王的直接会面。

由他亲自向国王做介绍。

俾斯麦认为，只要能将中国拉入战争，不需要多久，或许一两个月就能结束战斗，他认为中国在西部的军事力量无比强大，他们只需要动员西部地区的軍队，就足以将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扩大到三百万人，而且他们控制着通往莫斯科的水陆交通，对俄国来说，莫斯科并不是一个好的都城选择。

国王对打败俄国很感兴趣，当然主要是因为被俄国夺走波兰的耻辱和利益。

但国王并不是傻瓜，怎么能拉拢中国加入战争呢？要知道如果中国想要打击俄国，他们随时都可以出兵。另外俄国跟英国之间肯定有关于对抗中国的秘密条约存在，只要中国跟俄国开战，英国人必然支援。普鲁士就要面对俄国跟英国的两面夹击，这种情况下，也许中国最后可以打赢一场代价沉重的战争，普鲁士能不能打赢可就不好说了。

俾斯麦准备充分，他告诉国王，普鲁士的作用就在于在中国跟俄国开战的时候，避免让英国参战。

国王询问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能让英国在跟中国对抗的情况下，不帮助一个跟中国进行战争的国家。俾斯麦回答，让战争局限在普鲁士跟俄国之间，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不需要中国出兵，中国的存在，本身就是普鲁士的盟友，只要中国在战争期间，能在边境地区保持兵力，那么俄国軍队就绝对不敢将主要兵力开向西部。而只要中国没有参战，英国就没有介入的动机。用普鲁士跟英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一方面稳住英国，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英国牵制法国。

国王询问，如何能让中国在不参战的情况下，在边境进行动员，起到牵制俄国的作用，中国有什么必要配合普鲁士呢。

俾斯麦表示他暂时没找到办法，但办法总是有的，他希望国王批准他前往中国做领事，他希望可以找到说服中国人的办法。他认为突破口可以放在目前沙皇对于割地执拗的态度，沙皇不肯在跟中国的和平条约上签字，这迟早会引发两国之间的战争，目前能够保持和平就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也许只需要一个导火索，战争就会爆发。

但中国跟俄国直接爆发战争，未必是普鲁士的机会，因为英国会参战，又会演变成中英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普鲁士介入哪一方都会受到沉重的打击。

国王又问，是否能以逼迫沙皇跟中国签订外交条约为交换条件，换取中国的配合，俾斯麦认为，以中国给俄国施加的巨大压力，沙皇都没有妥协，普鲁士即便在局部战场上战胜了俄国，也未必能够逼迫俄国退让，关键是中国未必会相信普鲁士有这个能力。

国王于是批准俾斯麦前往中国做领事，负责建立跟中国之间的战略关系。

俾斯麦还申请了一些特殊权力，比如他希望在他任职期间，可以以私人身份，在中国周边地区进行一番考察，主要是希望能够对中国跟英属印度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

这些国王都同意，并且表示不会变动驻中国领事馆的人事，前任领事将降级为副领事，俾斯麦不再期间，副领事将全面进行正常工作。

其实俾斯麦做这些侦查行动，以武官的身份进行最好，他服役过，有军职。问题是那样他的身份太低了，无法直接参与建立战略同盟这样的任务，从背后暗中指挥的话，又会影响效率。

所以俾斯麦再次以领事的身份，来中国任职，他很沉默，并没有立刻开始合纵连横，他在等待一个契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任何高明的战略架构，都必须是基于现实条件的，凭空打造一个战略联盟，直接写小说好了。

俾斯麦乘坐火车一路进入中国，更第一次南京和会的时候一样，跟他当时那群外交官的心情差不多，对中国还充满了好奇，无论西方人出版了多少关于中国的专业著述，但中国似乎依然像一个谜团一样，萦绕在欧洲人心中，巨大的文化差异，让他们阅读关于中国的信息越多，就越是迷惑，无法理解中国人的许多做事方法，因为在相通条件下，西方人的处理方式可能截然不同。

就好像秦始皇那样的帝国，放在西方，那绝对是凯撒，甚至是超越凯撒的伟人，因为凯撒也没有统一欧洲，但在中国，读书人对秦始皇的评价却是亡国之失，是残暴不仁，是一个评价很低的皇帝。他们推崇的是汉文帝、汉景帝那种能够忍受屈辱，保境安民的皇帝。推崇的是唐太宗那种，虽然能击败突厥，但却能够保存突厥，有兴灭继绝仁德的皇帝。评价的标准只有一个，不是让国家强盛，让民族崛起，只是让最广大的民众能够太平，国泰民安！

俾斯麦从书中读到的信息，无论从哪方面来判断，中国都是一个懦弱，没有进取心，保守的民族和国家，可他们这么多年来的表现，却丝毫不像是一个保守国家，就算没有英国人描述的那么夸张，但事实摆在哪里，中国确实在四处扩张。

要么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政治思想书籍翻译有误，要么就是中国有意识的欺骗了外界，事实上他们从来不遵从那些他们整天挂在嘴边的道德，就好像他碰到的没个中国人张口闭口就是有道德的人（君子）应该如何如何，可背地里，他经常发现这些人言不由衷，他们跟西方人一样，充满了物质慾望。要么是中国有意识的在进行战略欺骗，要么是他们跟他们的外交官员一样虚伪，表面上十分克制自己，谨慎，恭敬，彬彬有礼，背地里奢华享乐，浮夸，高傲，目空一切。

俾斯麦确实见过太多这种外交官了，在俄国碰到的乔仲登，在普鲁士碰到的一些领事，都是如此，他们表面上谦虚谨慎，对人十分友好，而且朴素，节俭，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清教徒一样，但家里都有好几个女人，有专职的厨师，精美的饮食，非常崇尚享乐。

这都是俾斯麦亲眼见到的，他觉得这些人很虚伪。

可实际上可能只是误判，养女人，大多数是因为经济条件优渥的外交官有纳妾的现象，美食美器这些讲究，得归咎于孔老夫子继承的西周贵族的文化，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西周天子吃饭的时候，都得奏乐，而且有大饭、二饭之类的专门管理饮食的官员，早餐、午餐都要演奏不同的音乐。孔子将其归类到了礼仪的范畴，认为这种本应该是奢侈的享乐，是当时的诸夏（华夏列国）民族跟周边戎狄蛮夷民族的最大区别。

孔子的道德观念影响了几千年，至今仍备受推崇，不但是文人，有钱人都讲究，而且认为是身份和体面的象征。从本质上来说，这跟西方的贵族文化也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就是为了要跟贫贱之人区分开来。

中国相对来说要好的多，因为缺乏一个纯粹的贵族集团，中国的文化更向下走，是中产文化，是一种文人的雅文化，这种雅文化早在秦代之后就渐渐形成，在汉代开始占据主流，任何外来文化都必然要受到这种雅文化的影响，比如佛教传入中国，跟雅文化结合，形成了本土化的禅宗，于是印度的和尚流行的是苦行，中国和尚们开始种茶，饮茶，写诗，作词。

俾斯麦还是不够了解中国，同时他自己何尝不是带有浓厚的容克贵族的傲慢，无法用积极的心态评价中国，而是挑衅时的挑刺。如果他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他还会看到，文人的雅文化正在快速的变化着。基于土地阶层的文人，随着工业化的冲击，经济地位正在快速的下降，过去地主和官宦人家能用的起的日用品，工商阶层现在也拥有了消费能力。绫罗绸缎锦衣玉食，已经不足以让自认为高人一等的士大夫阶层（名门和官宦）拥有优越感，他们不断的创造出新的，不同于这些暴发户的文化符号。

但暴发户们就偏偏拼命的追赶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士大夫消费各种书籍，他们有钱后，也热衷于搞收藏，家家都弄一个大书房，不管看不看，不管看得懂看不懂，先摆上一屋子的精装书再说。士大夫坐轿子，他们也坐轿子，士大夫改坐马车，他们也改坐马车。士大夫们建园林，他们也建园林。

人一旦有钱了，就想要身份，就想让别人羡慕，崇拜，敬仰，这种心态作祟下，文化产业总是在经济充裕之后能够快速繁盛起来，不是现在独有的，而是历朝历代都有的现象，称之为盛世繁华。

毫无疑问，俾斯麦来到的这个中国，又一次进入了她的盛世时代。

随着他的到来，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这个新的时代，并不是又一个大时代，而是在中国进入欧洲的大时代背景下的一个新阶段。

一个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新阶段，这个阶段，德意志民族通过燃烧民族的热情，短暂的，光辉的成为暂时的主角。然后又迅速的燃烧掉所有的热量，重新沉寂下去，回到他们本应深处的历史位置。

开启德意志这个短暂的主角时代的，正是俾斯麦这个选择了历史也被历史选择的人物。